陈 祥日本米荒背后有更深层的“人灾”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本岛屿和山地多、耕地和平原少，天然条件限制了粮食生产，而日本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被粮食供给不足所困扰。二战后，日本成为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粮食不足部分通过海外进口得以补充。但日本人的食品结构变得十分怪异：一方面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为了“国家安全”而死守大米百分百自给率。让米荒升级的推手是日本农协的垄断及其与政治高层的深度捆绑。日本农协是掌控日本农业全产业链的庞大利益集团，还是日本政治家选举的重要票仓。这个日本经济界“隐性巨头”只要存在并深度绑定政坛利益集团，就很难将到嘴的利益“吐”出来。日本稻米种植面积也没那么容易扩大。日本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主要是65岁以上老年群体，米农平均年龄更高达71岁。随着全国米农人数减少和高龄化，老年农民无力增加稻米种植面积。日本政府只有出台减少种植部分经济作物转种稻米的强有力政策与补贴才能扭转局面。日本政府让“农林族”代表性议员小泉进次郎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希望通过他来说服日本农协作出政策让步，短期或许有效果，但相当于将国家公器视同儿戏，政治人物将来不得不拿出更多国家利益让渡给日本农协。目前日本农业体系当中，农协的利益和政治家的选票被排在优先地位，而农业科技贡献和土地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则严重受阻，使得日本农业系统看似“高贵好”，实则极为脆弱。中国农业应从日本米荒中汲取深刻教训，尤其要站在“粮食安全”高度加大农业经营投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一是在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富农和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同时，避免出现特殊固化的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应当提供创业培训、资金扶持，推动在乡中老年农业人口积极扩大农业生产，并吸引有技术有知识的中青年返乡从事农业创业；三是加大智能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辉煌配资，提升现代农业的科技感和“获得感”，让从事农业生产呈现出不亚于城市科技人才的“体面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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